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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怨除戾：构建和谐社会的连贯性解读

杨志军

[提 要] 和谐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为重，既需要黄钟大吕式的理论主旨关扬，也应该从中彻亲层面入手，作出富有启示意义的页献。本文按照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社区的田野工作和参与式观察开始，从一个社区怨戾消解的城外见闻谈起，提出了社会怨戾之气产生的三位一体因素，探讨了消解社会怨戾之气的重点工作，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角度对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一种连贯性解读。

[关键词] 怨戾之气 域外见闻 三位一体 构建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874-1824(2013)02-0143-06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第七
大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如果细心比较就会发现，
此次党中央对于社会管理新格局的阐述比2007年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环节。从根本上讲，法治是纾解社会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平衡器，是培养公民理性和理性社会的可靠途径，更是一国走向现代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管理体系中增加“法治保障”环节，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嵌入更多依靠法制依据和法治手段来达成和谐社会的目标。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大而化之、振聋发聩、黄钟大吕式的理论主旨阐扬，也应该从中微观层面入手，从社区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开始，按照“bottom to up”的研究路径进行另一种富有启示意义的解读。本文即是根据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切身融入和感受蒙特利尔的社区生活，观察域外图景，体验域外文化，获得域外经验，从而阐明新的域外启示，以支加强社会建设之招，以供构建和谐社会之用。

一、“和谐”之维：从一个社区怨戾消解的域外见闻谈起

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社会抱怨与暴庆的来源多种多样，但其集中爆发则是在社区(community）。按照广义的理解，社区即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共同体。所以，观察和思考人们生活的大环境之内各种内在主体对象的交互行为以及作为公平正义主体的主持之道，便是省思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域外经验的直接切入口，是思考和谐的重要理据。

这个获得性的素材来源于笔者生活的社区，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Chemin Qucen Mary 街上的一间杂货店。 这里的杂货店以卖蔬菜水果、啤酒饮料为主，多为华人和印度人所开。某日晚上：一家杂货店中来了三位顾客，一男两女。一女站立柜台前与收银的印度籍女老板攀谈，询问商品价格和属地等详情；另一女子站在店中装货清样的华人小工附近挡住其可观察顾客的视线；一男则径直走到啤酒货柜栏处，观察情势均无大碍、妥当极致时，抱起一打小罐型啤酒塞入宽大的衣服中。顿时，啤酒肚非常明显地出现。但在老板被挡住视线、注意力转移的情况下，此男成功出店，随后两名女子一起离开。女老板好像觉得有些蹊跷，身处店后的华人小工更是觉得可疑，于是打开监控录像，果不其然，此男为一小贼耳。报警后，警察到来，但只能看到其图像，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此男子非常之困难。当向在店门前喝酒的本地汉子询问是否见过此男时，其中一人告诉警察和店主，此人就住附近，为一无业游民，并知晓其所住公寓。随后，警察赶到住所，夺门而入，该男正在对酒当歌，豪饮爽乎。警察将他逮捕后，带到店内向店主道欠。小偷满脸堆笑，伸出手来想和老板握手言和，老板置之不理，对警察说：“这人永远不能再迈进我的店中，我不欢迎他。 ” 警察听后，对小偷说：“你听到没有？以后你永远不能再踏进这家店中，这就是对你的教训和惩罚。 ”小偷点头答应，并偿还了酒钱，退还了剩余的啤酒。第二日，小偷在门外徘徊顿足良久，终于鼓足勇气，探进头来，冲店主莞尔一笑，轻声地说：“嗨，我能进来买一点东西吗？ ”店主一口回绝：No。男子无奈地知趣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进过该店。

一个记录在案已无任何翻身出头之日的偷窃惯犯，一个严肃认真讲究原则的店主，小偷和店主的故事扣人心弦，但也简单无奇。当恶行与法治相遇，当程序正义与手下留情碰撞，结果却是以小偷的职业阿Q精神和让人闷声发笑的喜剧效果收场。法治中的裁量、差异中的和谐在此事件中得到了相安其所、各行其道的体现。

如若转换情景剧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除依法处理外，也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1）一打小罐啤酒乃小事一梏，店主不子追究，息事宁人，不了了之；(2）店主打电话报警，但附近派出所事务繁忙，无暇顾及此类小偷小摸之事，久拖不决；（3）警察抓到该惯犯，带到派出所，一番盘查，录下口供甚至暴打，而后令其交上保证金，释放回家。

近年来，我国社会怨戾之气顿然增多，大众往往容易将心中的怨气转化成社会的戾气，公开和公众场合的“全武行” 场面屡见不鲜，群体性抗争事件频频发生，可视为人们将心中愤怨情绪发泄释放出来从而演变成整个社会层面戾气的主要表现。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其中的怨戾之气从何而来，反思构建和谐社会、重建美好社会的可能。

二、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怨戾之气从何而来？

一般来讲，有怨才有戾，怨气的产生既有社会不公、环境不支、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因素的直接作用，也与国家内部区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不管是哪一种怨戾之气，呼进呼出的是空气自不必说，但当气体经过大脑皮层和身体机能的有效运转之后，转化出来的有可能就是怨气、戾气甚至是毒气。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呼吸之气较为浑浊，要么是呼吸系统较为紊乱，要么呼出之时条件较为恶劣，相对应的分别是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性、社会自治系统不畅及新技术带来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后果，三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和演化，最终导致怨愤暴戾之气滋生与横生。

（一）市场经济向“钱” 看的本性肆虐和转轨时期的体制约束失效

在以盈利增长目标的市场经济 “理性人” 假设条件下，一心一意向“钱” 看不仅是市场繁荣、财富增长、生活改善、福利增进的发动机，而且也是制度变迁诱因的强烈后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总量不断攀升，财富不断增加。政府正在从投资建设匮乏型向基建消费引导充盈型转变，企业正在从原始资本积累向增量资本拓展迈进，利益集团正在从集束性行业的垄断向国家政策的利益输送传递，大众正在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向逐渐富裕的小康生活过渡，全社会正弥漫着一阵追逐金钱、地位、名望的功利之风；同样，托克维尔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揭示的 “革命总是在改革最明显、进步最快速的时期产生” 的说法，也引起了执政者的高度警惕。与此同时，转轨时期的体制约束力日益下降，具体表现在：国家政策被利益集团扭曲，司法公平进程迟缓不前，分配机制改革效果不彰，权力监督失灵久治不愈，致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道路举步维艰，公民权利制度化保障机制日益式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层分化日益明显，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挫。换言之，权力的高调宣扬，“有钱能办事” 逻辑思维的泛滥，正统价值观的失音和普世价值观的变异，最终只会进一步造成人性之恶的肆虐膨胀，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二）社会自治自洽功能与公民理性精神无法互嵌

一个国家必须有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并交融产生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既有儒家的宽容仁慈谦让的大道大德，又有严谨的秩序观念和权利表达的主动意识。传统道德不可或缺，现代文明价值观也不可少。时至今日，彼得•埃文斯 (Peter Evans）所描述的第三世界转型国家政党、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嵌入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格局依然存在，民众怨戾之气的外部环境得不到真正的改善。严格意义上讲，没有赋权于公民的自治实践行动，没有大力倡导理性公民精神的平台建设，没有启动传统媒体和释放新型社会媒体力量的多元融入，就不可能形成群体小自治的土壤，也不会产生社会大共治的局面，更不会有社会自治实现后通过系统的自洽功能反哺和嵌入公民领域，进行再次培育而后顺畅生长的良性循环格局。

（三）信息技术变革导致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

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但是技术却不能自动消解社会矛盾。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与共用反倒给政府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社会怨戾之气很难依靠技术的进步而得到顺利解决。因此，当政府治理 “平衡术”的难题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不期而遇时，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 “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样宏大且显著的命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探知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变动中所生产的 “潘多拉魔盒〞？波兰尼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怨戾之气来自于国家和社会双向运动失衡的偏颇后果。社会大众除了在虚拟的社区和空间进行情绪表达和议题建构之外，在现实生活空间里很少也很难有关于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切身了解政府决策执行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全方位服务、重建基本文明价值规范等议题的实质性促进。这种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失衡及网络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沉默螺旋浆”及“首因效应” 导致怨戾之气的滋生与增生。

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怨戾之气如何消解？

有怨有暴，怨气未到；怨气一到，暴戾就到。民众的抱怨之气和暴戾之气互为表里，交织响应，相互推动。要消除暴戾行为，必须铲除产生怨愤之气的土壤，必须阻断暴戾的渠道。笔者以为，以域外经验来看，结合我国国情和社情民意，从现在起，亟需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将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的价值理念植入青少年的思想。

笔者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每日走出 Snowdon 地铁站后还需步行 15 分钟左右返回位于Dufferin 的住所，中间要过5个街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通常设置红黄绿白四种颜色的交通信号灯，其中白灯和绿灯均为行人准备，除此以外，一些路口还在路灯的灯杆上设置了手动按钮，优先规范保障行人过路权利。最让人感动的是，每次经过未设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只要看到我有跃跃欲试想要穿越马路的冲动，驾车者会很快减速，主动为我让道放行。这种路人先行的社会文明理念已经深深地植入当地人的意识之中，我们很难想像这是国家先发性、种族优越性和文明先进性的结果。相反，这种文明的行为恰恰是现代公民教育结下的殷硕果实。

梁启超在百年前就大声疾呼，“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今日，国民教育仍然未见青少年所应得之教义，仍未显青少年所应壮之思想。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公民道德的普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整套成熟的公民教育体系就旨在培养人格健全、价值明确、思维理性的现代公民；韩国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公民教育的改造活动；新加坡则将儒家的基本精神植入教育体系之中，把“仁、智、勇、义、礼、信” 确定为《好公民》教材和中学《儒家伦理》 课的重要内容，台湾亦有这样的传统。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公民的文明程度和世界观水平，关键在于在本国成长和培育出来的公民能不能在世界交往中具备通阔的知识和进行理性的表达。这种对等的交流能力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培育出来的。因此，面对基于城邦政治实践、天赋人权、新教伦理和自由市场所发展出来的西方价值观，面对21世纪如何从深层次思考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的软实力内涵，应该充分发掘儒家伦理和道德资源，将普世与本士结合，现代与传统交融，向新一代开放、多元却又迷茫和失准的公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向传统官僚结构束缚和苏联式计划教育体系模式说再见。以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为开端，宜扬中华民族儒家傅统价值观，还原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知识的本质，普及主流文明的内在规范和价值，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之途。如此，以少带老，以小促大，以滚雪球式的层层递进方式来促进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成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方能培养出一批世界公民。

（二）探寻公民参与新机制，培育公民自治精神，释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

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面对的最大挑战来源于互联网的开放、便捷、去中心化和弥散化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和失序并存的交织特点。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强势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异体同位型的社会矛盾无法制度化解决的困境之中。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实行 regulatory govemance， 最终只会陷入消防员和救火队长的角色扮演，促使社会矛盾弥散化体现和议题集中型爆发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化的病态征兆不是社会肌体本身的溃烂，而是由政府行政主体统包大揽、原发高阶的权力集束性膨胀导致。

消解全社会怨戾之气、解决频发社会矛盾的科学有效办法就是开拓新的公民参与机制。美国在20世纪 60年代进行的“伟大社会” 改革，就是面对国内种族、阶层之间富裕与贫穷的矛盾，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参与机制来实现国家的再生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现实，公民参与成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决策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讨论 yes 或者 no 的问题；公民如何参与、何时参与以及怎样评价公民参与行动的有效性，才是理论与实践部门应该回应的主题。当代公民参与理论告诉我们，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公民绝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极消费者，还是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更是与公共管理者一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

在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语境下彰显的政治参与“爆炸” 面前，约翰•克莱顿•托玛斯 （John Clayton Thomas）提出的 “分散式公民协商决策” 途径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分散式的公民协商决策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在保证公共管理机构政策质量和问题的结构化条件下，管理者必须将有序参与作为政府治理合法性与效能性的基石，通过分别与不同的公民团体探讨问题的方式限制公民影响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并设法与持不同意见的公民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被普遍采用的公共决策方式除了为人所熟知并且常见的关键公众接触（key contacts）、公民大会 (public meetings）、咨询委员会 （advisory committees）和公民调查 （citizen surveys）外，社会媒体 (social media）的兴起也带来了新型的虚拟社区集群化的参与方式。这些参与方式尽管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地域文化思维的差异，但是其旨在释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机理却是无国界限制的。只有通过开展公民参与的实践，才能真正释放久藏公民心头的疑虑和怨愤，才能自然培养公民自治的精神，减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

（三）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建立科学执政的长期基础。

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凸显导致国家治理失范的状况，亨廷顿建议应该强化威权政体 (authoritarian regime）的国家能力建设来吸纳和消解现代化所带来的混乱危机，此种方法得到了王绍光、胡鞍钢等诸多学者的认同，并且也不失为我国国家治理如何落实到政府治理层面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因为国家的弱小而带来不稳定的问题，很多时候恰怡是因为国家力量的过于强大，挤压和侵蚀了社会发育成熟的生长空间所致。当然，笔者也并不认同亨廷顿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所作出的针对中国的“历史终结论〞预设和结论。从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发展经验来看，一个有理性、讲秩序、懂文明的社会，必然在国家建设层面形成认同，在政府治理层面实现放权，在社会管理层面实现自治，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最终实现个人小自治和社会大共治的良性格局。

因此，首先需要国家将信任的因子赋子社会，社会将信任的种子播撒到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相互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这样就具备重新找回有共识的凝聚力和出发点。其次，国家建设就是通过国家政权和政府能力建设，优化配置政党统合资源和政府分配资源两个体制上的优越性。尤其是政府要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实现充分的授权与分权，从而启动民间能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例如，笔者曾经参与上海浦东塘桥街道的调研活动，直观了解到目前上海的社区绝大部分都采用了社会组织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本社区的民生和社会难题，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应该说颇有成效。因此，通过基层自治组织来走出一条体制吸纳社会的新路子，是未来社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消解社会内部矛盾、平息暴戾之气的有效方法，

最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要适应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方法，来处理一些影响恶劣、久拖不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致使政党执政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国家权威受到严重影响。在网络共和国的糟托邦 （Dystopian）现实和网络社会风险极其不确定性中，政府单中心的实施治理活动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单凭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来强力推行政策。各级政府要具备和热练掌握公开与民众对话、交流和协商的能力，通过建立健全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安全阀式”的制度通道，与公民保持经常性的通畅互动，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矛盾，加强信任，增进共识。这种通过建立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合作的平台的做法，不仅能够形成强烈的社会共同体责任感，达成共担风险的意识，而且在诸多矛盾公开和激化时留存了相当的缓冲地带，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也能留存巨大创新的空间，是建立科学执政长期基础的关键行动。

四、结语

学术研究需要考虑国家治理变迁的背景，与时才能俱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路途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彼得•埃文斯《嵌入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需要一个深深嵌入社会的有效现代官僚体制；在其主编的 《国家与社会共治：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一书中，他又着重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国家制度和公民参与是一个互嵌的过程，通过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共同治理。同样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米格代尔 (Joel S. Migdal）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并发展了自己 “在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框架 (或者说分析路径），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并侧重分析后者的重要性。他在 《在社会中的国家：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闲如何转换与互构》一书中，从过程导向路径和人类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治理的层级性和现实国家的复杂性决定了二者互动的动态演绎与变迁格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对抗隔离到国家笼罩社会再到回归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变迁轨迹来看，这些成果较好地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于现实世界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关注，其实质是不仅要设计出一套高明的猎虎技术，而且还要探索到豢养老虎的方法，实现对“武松打虎”的文明跨越。当前中国面对传统治理惯性的阻拉力（巨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和开放社会的前动力（改革导向的政治诉求、现代文明的重新塑造）的双重作用，李侃如（Kenneth Licberthal）以“势如骑虎”格局来形容这个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转型试验场，全世界的华人学者令人瞩目，年轻一代学人更是责任重大。

作者简介：杨志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30

责任编辑：陈志雄

发表出处：澳门理工学报. 总第50期, 第16卷第2期 (2013年4月15日), 第143-148页

原文地址：https://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3_2/p143.pdf

其他出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是》第十一期 第5页-10页

链接地址：https://www.sipa.sjtu.edu.cn/info/1095/62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