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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斯的厕鼠与仓鼠论

      李斯者,楚之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出自两汉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的厕鼠与仓鼠论

      此一叹,震烁千古。

      然吾细究此事,未尝不废卷而叹:李斯只见仓鼠之安逸,未见仓鼠之危殆;只见厕鼠之卑辱,未见厕鼠之自由。其一生功过,或可于此鼠论中窥其端倪。

      二鼠之境,各有利害

      夫厕鼠者,食虽不洁,处虽卑湿,然仰可观天日,俯可遁地穴,来去由己,不受羁縻。犬至则避,人去则出,虽惊惧不免,然性命尚可自主。其所以“不肖”者,乃李斯以仓鼠之标准衡之耳。若以自由论之,厕鼠岂非逍遥乎?

      仓鼠者,食积粟,居广厦,无风雨之侵,无人犬之扰。然庾廪之粟,非其自有;大庑之安,赖人施舍。一旦主人易,或仓廪空,则仓鼠之命悬于一线。且终身囿于四壁之内,仰人鼻息,其所谓“贤”者,不过仰食于人之“贤”耳,岂真贤哉?

      李斯见厕鼠而耻之,见仓鼠而羡之,其所慕者,非德行之高下,乃处位之贵贱也。此一念之差,遂定其一生之基调。

      功名之路,仓鼠之逐

      李斯既兴此叹,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遂西入秦。其辞荀卿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观其言,与厕仓之叹一脉相承。其所患者,卑贱穷困而已;其所求者,富贵权势而已。故入秦之后,说秦王以并吞之策,献离间以破六国之盟,谮韩非以除异己之患。步步为营,终于位极人臣,为秦丞相,“仓鼠”之梦,至此极矣。

      当其盛时,长子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诸女悉嫁秦诸公子。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的厕鼠与仓鼠论

      此叹何其似仓鼠之叹也!居广厦、食积粟之愿已遂,然内心惶惶,不知所终。盖其一生所求,不过由厕入仓而已;一生所惧,不过由仓返厕而已。仓鼠之位虽得,而仓鼠之忧亦随之矣。

      沙丘之变,仓鼠末路

      始皇崩于沙丘,斯之考验至矣。

      赵高说之曰:“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

      于是斯面临千古抉择:从赵高之言,可保禄位;守先帝之命,则有丧身亡家之虞。

      当是时也,李斯若真以天下为念,以君臣大义为重,当断然拒之。然其一生所习,不过是“在所自处”的鼠论哲学;一生所重,不过是仓鼠之安逸。故其仰天而叹,垂泪而叹息,终听赵高之计,矫诏立胡亥,赐死扶苏与蒙恬。

      其所以然者,非不知忠奸之辨也,非不知利害之数也。特其一生之价值观,早已被“厕仓”之论所框定:一切以保其“仓中”之位为最高准则。既入仓而为鼠,则仓之外一切可弃矣——包括大秦之社稷,包括为臣之节义。

      然鼠辈之谋,安能逃鼎镬之烹?胡亥既立,赵高用事,斯遂下狱。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临刑之言,何其悲也!“牵黄犬、逐狡兔”者,厕鼠之自由也;“位极人臣、一门富贵”者,仓鼠之荣华也。当其逐仓鼠之梦时,弃厕鼠之自在如敝屣;及其仓鼠之梦碎时,乃知厕鼠之乐不可复得。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鼠论之失,千古之鉴

      李斯之鼠论,骤观之似有激而发,细审之则有大谬存焉。

      其一,以“处”论“贤”,是以外在境遇定人之价值,乃功利主义之极致。人之贤不肖,岂可以所处之位论之?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谓不肖乎?盗跖聚徒数千,横行天下,可谓贤乎?以仓厕论贤愚,是舍本逐末之道也。

      其二,只见环境对人的塑造,不见人对环境的超越。人之为人,正在其可以选择、可以创造、可以坚守。屈子沉江,岂不知与世推移可保富贵?太史公受刑,岂不知早自裁以免辱?然皆有所不为也。李斯一生,趋利避害而已矣,何曾有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

      其三,以“在所自处”为鹄的,终将沦为境遇之奴隶。求为仓鼠者,终为仓鼠之欲所困;避为厕鼠者,终为避厕之心所缚。李斯一生之算计,皆自厕仓之叹始;而其一生之悲剧,亦自厕仓之叹始矣。

      结语:超越鼠论

      太史公论李斯曰:“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又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斯之悲,不在其才不足,不在其遇不淑,而在其一生以“鼠”自视,终身未出厕仓之囿。

      然则人之自处,岂真如鼠乎?

      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此不以“处”易其“志”者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以“守”胜其“处”者也。庄子曳尾涂中,是不以仓鼠之安逸易其精神之自由者也。

      李斯临刑,乃忆牵黄犬逐狡兔之乐,是终其一生方悟厕鼠亦有可贵者在。然何不早悟?盖其一生之价值观已然固化:厕鼠之自由,仓鼠之安逸,二者不可得兼,而斯选择后者。既选择之,则当承受其代价;既承受之,则不必临刑而悲。

      后之览者,当知:人生在世,或处厕中,或处仓中,此命运之无常,不可预测者也。然不论所处境遇如何,人可以选择的,是做一个有尊严、有坚守的“人”,而非一只只顾“自处”的“鼠”。此李斯一生以鲜血写就的教训,不可不察也。

      呜呼!“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此言可作警醒观,不可作圭臬观。若执此言以为人生信条,则李斯之悲,必将复现于来者。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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